梁文道

著名文化評論人、資深傳媒人、公共知識分子
梁文道以其尖銳的文化、社會及經濟評論見稱。除了創立牛棚書院,致力實踐文化教育外,梁文道還身兼多個電視節目的主持,並經常到處講學。他的飛行碳足印因而大大增加。「道長」表示他決定把公務飛行的排放計算在自己的足印中,希望大家正視香港愈來愈嚴重的高能源消耗生活模式。

我們在電話上談到兩分鐘,你便答應成為正能量大使,公開自己的碳足印,真是非常多謝你的支持!什麼驅使你參與改善氣候變化問題的工作?

首先,環保一直都是我很關心的課題之一。氣候變化影響到政策制訂,也涉及社會公義。我同意必須由自身做起──找出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地方,並切實執行,但氣候變化這問題不是個人問題,而是集體的問題。要令溫室氣體排放量顯著下降,我們要共同努力。個人只能減少在自己控制範圍內的溫室氣體排放,但更多時候是基礎建設及政策決定我們能不能有效減排。我們有需要表達關注,爭取訂立更適切的法例。

你對自己的碳足印有什麼看法?在這46.13公噸中,除去香港的附加排放量外,超過九成是來自乘搭飛機的呢!

這些日子我不是經常在香港。我要不斷來回於講堂、會議室和錄影廠之間。當我留在香港的時候,我盡量減少自己的排放量。我很少開冷氣、很少將電器設在待用狀態。但由於我的時間表很緊逼,我經常要坐的士。我之所以不駕車,是因為我需要在約會之間盡量休息,加上在香港,要找個地方泊車是噩夢。

看你的碳足印,是否代表文化藝術界的人的一個pattern?另外你堅持將所有公務飛機航程都算進入個人「碳足印」。

我覺得這一部分對於如何對抗氣候轉變特別重要。經常坐要飛來飛去的工作模式在香港人中間愈來愈普遍。過去通常只有商業機構的高層會經常坐飛機公幹,我是搞文化的,但現在我也要經常坐飛機,而且常只來回於亞洲區內的城市。當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而香港愈來愈融入大陸,更多香港人需要經常來回於國內城市之間。二十年前當電腦和互聯網出現後,我們曾經以為我們會去到一個無紙社會,坐飛機的需要也會大為減少。但實情是兩者都沒有下跌。如果這說明了人類之間必須繼續有親身的接觸、資訊科技不能解決所有問題,或者說人類不能完全適應科技,那我們便需要給更多的努力改善基礎建設及交通系統。

譬如加強火車服務?

例如加強中國內的高速鐵路服務、提高乘客的機場稅〔令一般納稅人不用補貼機場運作,全由使用者承擔〕、增加能源效益等,我們都要積極尋找辦法減少對高耗能交通〔譬如飛機服務〕的需求。氣候轉變會突顯社會的不公義。在社會中,總是那些收入較高、生活水平較高的人對環境造成更大的破壞,卻要所有人共同承擔惡果。

為何在香港,關注氣候轉變的工作不像很多歐洲地方一樣成功?

我們與環境的關係,以及對環境的理解都跟那邊不同,香港社會對何謂生活質素也有不同的看法。我們仍視豪華房車、名貴手袋為富庶時理想的「必買品」,清潔的空氣、空閒時間、寧靜的空間的好處比不上個人財物。我們仍然誤信環境保護是發達國家的奢侈品,以為美國式的高耗能發展是自然、唯一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。在這裡我們要想辦法令環保發展成一股潮流,當然不是只有表面,而是有深度的潮流。

你覺得文化界人士可以做什麼減緩氣候轉變?

我自己會盡量想辦法減少坐飛機的次數──先想想是否值得出行,或者是否能把幾次會面設在同一地舉行,以減少飛行次數。對知識分子而言,我們要齊心思考一套新的「生活方案」。這是香港二次現代化的時候。我們社會的第一次現代化對市民、商界和工業界帶來的動力,都已幾乎用盡。我們應該一起坐下來,重新檢視我們的價值、生活方式,努力推展一種新的、受到社會尊重的生活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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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imateers Leung Man-Ta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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